今天是監察委員被提名人至立法院備詢的日子，瓦歷斯本次能夠被提名，深感榮幸，也想和老朋友、新朋友，分享未來若能擔任監察委員，我的一些想法：
我的家族世居在南投縣仁愛鄉的賽德克族部落，由於家境貧困、世代務農，因此我自小就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習慣。同時，我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，一生感恩教會的培養，讓我完成輔仁大學神學、哲學的8年學習畢業。這些成長與學習的背景，使我以「關懷公義、與人為善」為志向，發誓以捍衛族人權益、關懷弱勢為終身使命。
我有幸在12年立法委員的任期內，以建構良好的原住民族法律環境為目標，積極尋求推動原住民族各項法案的可能機會。
在這四屆任期中，我與立法院同仁一起完成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條例》的立法，催生了中央政府的原住民族行政機關。我也參與了《原住民身分法》、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》、《原住民族教育法》、《原住民族基本法》等立法工作，促進了原住民族權利的法制化。此外，我推動的原住民獵槍除罪化、以及《儲蓄互助社法》的立法，都是為了讓部落族人的生活，可以受到基本的保障。
2005年，我擔任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主任委員，延續歷任主委的施政方針，成立了「原住民族電視台」，落實族人的媒體權。我也帶領文官同仁，公布了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，讓各族族語的書寫，具有規則化的文字系統，對民族文化的保存、延續及發展而言，具有時代的意義。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由於台灣原住民族與南島語系的各民族，在血緣、文化及語言上，都有相當親近的連結，所以在主委任內，我也本著「南島外交」的使命感，積極推動台灣與南島民族的族群外交活動。比如，蘭嶼雅美族與菲律賓巴丹島所建立的夥伴關係，就具有顯著的意義。
2007年，我卸任公職，回到部落陪伴父母經營農場，與部落小農組合了「公田共耕共學」的互助平台，推廣糧食安全、友善土地及永續生活的自然農業。目前，以經擴及多個部落參與，積極協助族人進行友善農耕，並連結「儲蓄互助社」來建構部落互助經濟產業的示範模組，尋找城鄉相互支援的農產品物流共生平台。
儲蓄互助社的合作經濟模式，50多年前由天主教會從歐美引進，是國內頗具規模的基層（偏鄉）金融服務網，服務範圍涵蓋社員間的金融理財、互助保險、合作教育、民主教導及社區關懷等等，而且不以營利為目的。
1997年實施的《儲蓄互助社法》，讓儲蓄互助社的制度更完整，目前，全台灣有340個單位社、5000位志工、社員21萬人及累積資產230億。半個世紀以來，社員之間的循環融資總額，超過新台幣1600億元，卻從來沒有政府的經費挹注，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、平民之間相扶相持的互助經濟的成果。
我認為，我國的金融業務多為財團把持，這是貧富差距擴大、造成M型社會的原因之一。相較之下，歐美已開發國家雖然崇尚自由市場，有龐大的資本經濟，但也鼓勵社會共享金融的經濟發展。
比如，美國制定《社區發展銀行與金融機構法》（Community Development Credit Union, CDCU）以支持儲蓄互助社Credit Union的發展、或是德國的鄉村銀行。另外，南韓的《社會企業推動法》、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（Muhammad Yunus）的葛拉敏銀行（Grameen Bank，鄉村銀行），也都是具有高度社會公益性的金融經濟活動。
我國憲法第 145條明定「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」，但台灣社會的合作經濟規模，在人口的滲透率僅是1.2%，韓國卻有17%、歐美已開發國家則是將近50%。這說明政府在經濟產業的政策上，過度偏重資本經濟，而忽略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策略。這項問題導致的後果，近年隨著低薪、新貧人口的持續增加，已經漸漸浮現，成為台灣社會邁向永續發展的重大課題。
要改善貧窮生活，直接給予金錢支援是救急，但扶貧不單純是經濟問題，更是社會問題。如何讓苦主重新建立社區關係、逐漸達到抗貧的自信，進而脫貧，是個需要政府及社區支持的重要進程。而要提振友善社區相扶持的動能，關鍵就是來自於，政府要有鼓勵社會經濟發展的策略。
以上的從政經歷及公共服務背景說明，突顯了我最在意的兩項人權議題：原住民族的基本權利，以及基層人民的社會經濟權利。
如果大院同意我成為監察委員，我將盡可能貢獻族群、經濟議題的專業歷練，督促政府所有的部門，落實族群主流化及扶持經濟弱勢者的工作，彌補法定救濟程序之不足，並使監察院成為能夠有效促進人權保障的「人權院」。我也將謹言慎行，超越黨派，保持中立並依據相關法規，獨立公正行使職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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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教育法 立法 背景 在 原住民族教育法 - 全國法規資料庫 的相關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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